- A+
清雍正 珐琅彩万花锦纹碗
参考价: RMB 6,000,000-10,000,000
成交价: RMB 8,970,000
年代: 清雍正
尺寸: D：10.2 cm （4 in）
“雍正年制”四字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百花堆锦四时芳，珐琅新样承御赏 —记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 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瓷胎洁白莹润如冰似玉，底有“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外壁满绘四时百花图案，在中心位置绘有大朵的牡丹、荷花，周围簇拥小朵的玉兰、绣球、兰蕙、石榴、芙蓉、菊花、桂花、菖蒲、石竹等四季花卉，花叶满密覆盖全器。这种图案旧称“百花锦”，又名“百花不露地”“万花堆”“万花锦”“锦上添花”等，寓意百花献瑞，盛世长春，因其华美喜庆，一直流行到民国时期。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是清代御窑“百花锦”瓷器的早期范本，极为珍稀，是目前市场流通中所见的第三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款识珐琅彩百花纹碗一件。 超越现实、四时花卉并放呈芳的图案样式，可以追溯到宋代。《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年初，京师汴梁的织锦和妇人首饰衣服上流行同时呈现一年四季的节令物品或花卉，如将桃、杏、荷、菊、梅并为一景，号称“靖康一年景”。这种集四季花卉于一时的场景，往往令人联想到四时长春的仙府阆苑，如《金刚经科仪》中“庄严净土分第十”即云“住相布施。凡圣皆差。无来无去。月照帘下。无根树子。常开四季花。”《封神演义》第七十二回广成子到访碧游宫时，即作歌云：“一径松竹篱扉，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扶。”这种吉祥热闹的题材在宫廷和民间都长期流行，如明代洪武年间初定的大驾卤簿中，即有“红绣花扇十二把”，扇面用大红罗绣“四季花”，此仪制在清代也被保留。《金瓶梅》里写潘金莲的绣花鞋，是“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儿，绿提根儿，蓝口金儿。”明代的《程氏墨苑》中有一组“百华（花）香露”，可视作当时典型的四季花开、百花骈芳图案样式，花篮中牡丹、栀子、茉莉、菊花、水仙、梅花等同时盛放，芳华满眼。在配套的赞文中，有“仙人掌上日初霁，玉女池边风正凉。瑶台琼宇多琪树，何似人间有香露”之句，显然也是在描绘仙家景象。清宫贺寿的戏目《万花向荣御花献瑞》，剧情即花神奉玉帝旨，邀约散花玉女及福神来到瑞蓂阶畔，朱草庭前，议定“御园献瑞，庆贺圣母圣主万万岁”事宜。众多仙女即各持四时吉庆宝花水仙花、玉梅花、畹兰花、任春花、樱桃花、红杏花、白李花、海棠花、木兰花、瑞麦花和栋子花等，歌舞献花。 本件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的繁花图案，勾勒精细，渲染柔和，色泽清丽明艳。体现了雍正时期珐琅彩在烧造技术和绘画艺术上的双重高峰。花朵虽极繁密，但每朵都一丝不苟，花瓣形状和俯仰向背的姿态变化巧妙，半透明的筋脉也一一勾勒，更显轻盈娇嫩。每种花卉都赋色精细，娇艳绚丽，甚至一片花瓣有四五种颜色过渡，色泽鲜明宝光莹润的彩料，也生动表现出花瓣的饱满质感。这样精妙的表现，有赖于康熙雍正两朝珐琅彩烧造技术的持续进步。康熙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曾向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等人学习西方的天文物理算学，对西方舶来的种种新奇工艺品也颇为喜爱，其中欧洲的铜胎画珐琅得到康熙帝格外青睐，特令宫廷造办处仿制。康熙晚年，珐琅彩装饰工艺还被运用到紫砂器、玻璃器和瓷器上。这一时期的清宫珐琅彩技术还不完备，色料依赖西方进口，色彩也不够丰富，但为雍正朝珐琅彩瓷器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而且康熙朝的珐琅彩装饰，受到西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经常采用繁茂的花卉图样。另外其模仿的原型——欧洲铜胎画珐琅，因色料必须覆满胎体，故皆满铺色地，所以康熙朝的珐琅装饰器物，多见色地繁花图案，其中四季花也是较为常见的题材，这为雍正朝珐琅彩百花锦瓷器的出现奏响了序章。 早在为皇子时，雍正帝胤禛就对瓷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故宫的清宫旧藏瓷器中，有署“朗吟阁制”者数种。朗吟阁是圆明园“天然图画”里的一处书斋，被康熙帝赐予四皇子胤禛，这些瓷器即是雍正帝皇子时期于景德镇定烧而来，其中甚至有一套六枚雍亲王私用瓷印章。 雍正帝继位后，对瓷器的兴味更加浓厚。他经历了残酷的夺嫡之争，深知君王职责之重，以“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为座右铭，并刻“为君难”印以自警。他自言“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批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言。”雍正六年病重之前，“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为了避免奢靡怠政，他还废止了康熙朝的巡游之制，十余年不出京师。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帝王生涯里，赏玩瓷器成了雍正帝为数不多消遣畅怀途径。 雍正帝认为宫廷造作应该杜绝粗滥俗物，严格遵照“内廷恭造式样”制作。他对宫廷瓷器尤其在意，其技术、样式、纹样、配色，乃至何人描画，都要一一过问。例如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诏令“闻得瓷器胎骨过三年以后烧造更好，将此原故亦传给年希尧知道。”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太监杜寿交来斑竹花纹磁缸一件，塔心磁缸一件，旨着照此缸的尺寸，做些木样呈览过。”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雍正帝已然重病，内务府总管海望仍持白瓷碗二件，“奉旨将此碗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字诗诵题写。地章或本色，或配合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当时负责御窑瓷器烧造的年希尧和唐英，都是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故雍正朝御瓷“选料奉造，极其精雅”。其中珐琅彩瓷器更加特殊，先在景德镇御窑厂精造光素的细白瓷胎，然后送至宫中，由内廷高手起稿绘图，再烘烧完成。 在康熙朝珐琅彩的基础上，雍正珐琅彩瓷器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是彩料，为了突破进口原料的限制，雍正六年二月怡亲王奉旨试烧珐琅料，五个月后烧制成功。据造办处珐琅作档案记载，七月初十日，怡亲王交付试烧成功的西洋珐琅料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八样，新增珐琅料九样。新增色料主要是柔和淡雅的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等，为雍正朝珐琅彩的秀美新风提供了技术基础。且国产珐琅料烧造技术较为稳定高产，雍正七年十一月一次就炼得各色珐琅六十斤。其次是在图案装饰手法上，摆脱了西洋铜胎画珐琅的窠臼，发展出新的风格，一方面吸取了西洋画珐琅以油调色晕染细腻、注重阴阳向背立体关系的高超写实技巧，又融入了富有书卷气的中国传统绘画特征，秀雅清丽，超凡脱俗。 这种新风格的形成，有赖于雍正帝高超的艺术品位和文化修养，他自幼喜读书、琴棋书画皆有涉猎，在闲笔《悦心集》序言曾说“中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好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结滞，浣涤烦嚣，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俨然一隐者雅士。他对宫廷造作，也屡屡要求“往秀气里收拾”，对装饰图案的粉本选择也极为挑剔。当时以画技供奉内廷者，有郎世宁、唐岱、钱维城、高奇佩、邹一桂、蒋廷锡等人。其中邹一桂和蒋廷锡皆以花鸟画擅名。邹一桂娶名家恽寿平之女恽兰溪为妻，深得恽氏家传，所作花卉“分枝布叶条畅自如，设色明净，清古冶艳”。蒋廷锡亦学恽派，擅长以逸笔写生“自然洽和，风神生动，意度堂堂。”故《饮流斋说瓷》赞美雍正御窑瓷器“花卉纯属恽派，没骨之妙，可以上拟徐熙。”此件雍正珐琅彩百花锦碗，先用细笔勾勒花卉轮廓，再层层渲染填色，其花叶姿态章法、设色深浅浓淡，正是恽寿平一脉做派。 在优越的技术和艺术条件下，雍正御窑珐琅彩花卉瓷器和铜胎珐琅器皆精美无比，虽繁花密蔓，敷色华艳，而风致端雅宜人。《匋雅》尤称雍正御瓷以花卉为最工，“巧夺造化，足以超前古越来今矣”，且脱去俗匠町畦“颇饶画卷气”。此件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所绘花朵，绚烂如锦绣堆，而章法设色颇为得当，俯仰多姿五色争辉，繁而不乱，花叶间略露间隙，密中有疏不显窒闷。这种百花锦图案在雍正朝亦见于铜胎珐琅器。在著名的《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可以看到这种华丽娇艳的图案还被用在家具桌案上。 在宫廷御用的器物上，使用四时群芳并艳的“万花锦”，除了取其吉祥华美外，或许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花木在古人眼中并不仅仅是悦目之物，宋徽宗时期宫廷编纂的《宣和画谱》认为花木“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联系着儒家诗经六义、君子博雅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文化传统，以及律例四时、记天地万物荣枯语默之候的天人相感。将四季花木绘于图画，可以“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而在清代，康熙年间宫廷主持编撰了一本大型植物志丛书《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康熙帝书序里讲到，这部丛书收罗了当时人所知的各种草木植物奇花瑞草，卷首“冠以天时，尊岁令也”，收录大量果木花卉是因其可以厚生利民，展卷间造化之机要奥妙“洋溢于兹”，此书“刊布天下垂之久远”可使人民于园圃之中获益，士大夫和有文化的民众，可以凭此格物致知，培养高雅的爱好，“以跻仁寿而享泰平亦不为无所裨助也哉。”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绘制的四时佳卉，于繁花锦簇之中，或许也寄托着雍正帝在“朝干夕惕为君难”的家国重任之下，“跻仁寿而享泰平”的深切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