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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将清王朝逼上绝路，中国封建制度就此了结。1912年，民国建立初期，财政总长陈锦涛向孙中山提出整顿币制计划，他在《币制纲要》中对辅币做了具体的说明，内容提到清朝币制混乱的危害，期望铸币权利收归国有，同年三月十日，中华民国在刑律中明文提到仿造流通货币的罪行。然而民国货币真的就此得到统一了吗？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就铸造纪念币的问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令：
“其余通用新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
作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造币总厂的南京造币厂，首先按照孙中山的意见铸造了带有嘉禾图案的开国纪念铜元，南京铸造的民国开国纪念币钱文为隶书字体，整体风格与孙像开国纪念银币相似。
紧跟南京造币厂之后，多地开始了对民国开国纪念铜币的铸造，正面主要纹饰就是嘉禾图案，外围英文字母为中华民国名称和铜元面值，背面四周为汉字“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背面图案是五彩旗和十八星旗。
湖北武昌造币厂铸造的民国开国铜元为楷书十文，背面双旗外围带有珠圈。该系列铜元面值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四种，仅十文为常见流通币，其余面值均属试铸样币，极其罕见。
安庆造币厂所铸民国开国纪念铜币风格非常新颖，它去掉了正面英文内容，改为连叶图案，这种连叶图案在英系硬币中比较常见。背面设计风格和南京造币厂类似，该品种是民国开国十文中最受欢迎的品种。连叶有顺时针方向者少见。
这类纹饰粗劣的民国开国十文，前人普遍认为也是安庆造币厂的产物。但根据这类铜元铜色较乌，文字也明显有别于安庆版，风格迥异，反而更像甘肃地区的铜元风格，所以这种被称为拙刻版的民国开国十文应该并非是民国建国初期安庆铸造的纪念铜币，而是民国中期甘肃地区所铸。
民国建立之初，当时财政部总结了清政府对货币制度运行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向民国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孙中山也提出对货币统一的意见：“其余通用新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然而纹饰的统一并非是货币的真正统一。货币真正的统一应当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严格把控式样、数量、质量等，也远远不是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八日，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钱币的铸造和发行归政府所有，并对铜元的种类、重量和成色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为此，我们还要提及民国时期中国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所铸造的机制铜元。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兵变，3月2日，天津造币总厂内厂被焚。后经重建修复，原度支部造币总厂与原北洋银元局合并，更名为“中国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其中原北洋银元局为西厂，专铸铜元。
民国三年（1914年），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兼造币总厂监督的吴鼎昌为该厂题写“造币总厂”四字门额。
该厂所铸铜元样式独特，脱离了民国开国纪念十文的基本样式，形制为圆形圆孔。纵观我国机制铜元的整个流通期，主要形式以无孔铜币为主，从宝广方孔光绪通宝次品率高，到安徽方孔光绪元宝纹饰不利布局，再到清代晚期小型圆孔光绪通宝、宣统通宝和大清铜币的流通受阻来说，这类带有圆孔的机制铜元在我国的行用一直都是非主流，并不适应中国市场。
天津造币厂对这类钱币的纹饰虽然是依照了孙中山的提议，采用嘉禾为主要图案，但是这类铜元的设计思路，明显忘记了清政府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风格猛然从民国开国十文的传统形式，变成了非主流形式。不知是否是受到日本钱币设计风格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样的做法似乎能够反应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民国的建立其实只是表面的统一，封建制度虽然已被推翻，但封建思想还未彻底清除，中国人正在对新时代进行着痛苦地摸索。
天津造币厂所铸中孔铜元分两批次，第一批次是民国五年，共计铸有五厘、壹分、贰分三等面值，第二批次是民国二十二年，铸造了壹分、贰分两等面值。其中民国五年贰分存世量稀少，为试铸样币。该类铜元中满穿者也属样币，都是非常稀少的品种。
刚刚建立的一个新政权对前朝血的教训根本没有重视，新型货币的样式猛然改变，再加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混乱，各路军阀各自为政，铸造铜元成了谋利手段，此时铜元的混乱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清朝！
民国初期就对旧钱的收兑做过说明，在《国币条例施行细则》中提到：
“市面通用之旧银角、旧铜圆、旧制钱，政府以国币收回改铸之；但于一定期限内，仍准各照市价行用。前项旧币用以玩纳公款时，每月内各地方公署悬示市价收受之。其市价，以前一月该地方平均中价为准。”
但是各地军阀都在铸造自己的货币，根本不服从中央规定，各地货币在流通范围上区域性特别明显，一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流通。这种混乱的情况从民国建立之初就已经非常普遍。
湖北武昌造币厂在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凭借雄厚的铸造实力，用旧版清代铜元式样试铸了带有“中华民国”英文国名的光绪元宝钱。
此类铜元还有一种改“THE REPUBLIC OF CHINA”为“TEN CASH”并留有满文“宝源”形式者。两者均为孤品。
辛亥（1911年）年间，江西省铸造了最早体现革命政权的机制铜元，形式风格受大清铜币影响很深，将背面龙纹改为“十八星”图案，取消英文字母，属铜元中罕见珍品。
至民国元年（1912年），农历壬子年，大汉铜币去掉中央重复的记地符号改为中花图案，并将“辛亥”改为“壬子”，背面加上英文和边花装饰，在珠圈中放上十八星图案。同年，江西省又铸造了“江西铜币”，风格和壬子大汉铜币有点类似，只是将正面的“江西省造”改为“中华民国”，将“当制钱十文”改为“当十”。仅江西一省铜元就有如此多的品种。
传世有见“安徽铜币”者，与江西壬子大汉铜币特别类似，因清代晚期安徽造币局已被撤销，马定祥先生认为这种铜元应为江西代铸。
湖南省也在民国初期铸造了带有十八星图案的当十铜元，钱文首次改“铜币”为“铜元”这也是湖南省所独有的，该品种十八星图案中央分空心和实心，比较多见，版别也较多。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接管了成都造币分厂，改为四川造币厂，为大量铸造钱币还启用了重庆铜元局。在四川所铸造的民国初期铜元主要分：醒狮图案者（因无面值有人认为属于章）；双旗四川铜币；十八星汉字旗铜币三种，其中主要流通的就是十八星汉字旗铜币，并且版别繁多。
这种军政府造湖北铜币和四川军政府造十八星汉字铜币特别类似，为恩施地区军阀所铸，主要流通在靠近四川的湖北部分地区。也是少见品种，多数粗制滥造。
广东地区则铸造了以黄铜为主的“壹仙铜币”，对于广东铜币的面值，汉字表现形式主要是受香港铜币的影响，“仙”实为“分”的意思，是由英文“CENT”音译而成。
顺便提一下，在云南也铸造有一仙面值的铜元，上面文字为“一仙大中华民国云南铜圆”图案有点类似十文开国纪念币，目前仅见。
福建地区在1913年铸造有“中华元宝”铜元，其背面图案为五彩旗、十八星旗、青天白日旗三种，这是福建地区独有的钱币纹饰。收藏钱币的朋友会发现有类似图案的福建银币厂银毫，其实这里的福建铜币厂和福建银币厂实际上是同一厂家。
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疆地区也开始着手铸造民国机制铜元，首先铸造的就是带有壬子纪年的中华民国元年新疆通用当红钱十文铜币。随后铸造了新疆通宝机制铜元，分为十文、二十文两等。新疆的喀什地区则铸造了中华民国铜币，分五文、十文两等。新疆的阿克苏地区铸造的是新疆阿造中华民国当红钱十文。新疆地区的民国铜元比清代铜元更具地方特色，这似乎足以说明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更加糟糕。
民国七年（1918年），阎锡山下令成立山西铜元局，铸造类似民国开国纪念币的铜元，正面纹饰更大气，直接去掉了英文，并在背面注明有“山西”二字，面值比较特殊，为“壹枚”，并在背面注明“当制钱十文”，带有“山西”字样的壹枚铜元特别稀少。
阎锡山所铸贰拾文铜元，面值并未用“双枚”或“贰枚”，而是直接用了“贰拾文”，并且在钱币背面将底部文字改为“民国八年”或“民国十年”，其中民国十年的五彩旗变为花式旗。这类铜元存世量比较多，但钱文清晰的较少。
上图我们看到的是一枚伍百文面值的机制铜元，这是河南省铸造的样币，也是我国机制铜元中面值最大的。河南地区民国铜元特别混乱，从十文、二十文、五十文、到一百文、二百文，甚至伍百文面值，并且河南民国铜元大版别非常多，普遍弱打、偏打，铜质也一般，纹饰都略显粗犷，大面值的铜元为主流。
上图是民国流通铜元中唯一一枚带有孙中山头像的铜元，为甘肃省铸，分光边和齿边两种，光边更加少见。甘肃地区的铜元也很混乱，尤其是孔繁锦铸造的一些列铜元更为复杂。整体来说甘肃机制铜元起步晚、品种多、数量少，其中珍稀品种也多。
四川民国铜元，每个品种都特别复杂，比如十八星汉字旗铜元以面值、年份最多；双旗铜元则以英文改动为复杂；嘉禾铜元铸造质量更加参差不齐。顺便提及一下四川梅花党徽铜元为试铸样币，有一分、二分两种面值。
湖南在民国初期铸造了十八星铜元后，开始广泛铸造嘉禾图案铜元，分十文和二十文，其中十文有葡萄图案的较特殊，也少见。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湖南铸造了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这是纪念袁世凯称帝的唯一一种铜元。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纪念湖南省宪成立又铸造了十文和二十文两种铜元，其中二十文写作“当廿”，这个称呼在清代奉天铜圆中有见，民国是只此一家。
云南地区在民国初期仍然铸造清代钱币进行流通，后为纪念唐继尧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铸造了五十文纪年铜元，这种铜元主要为黄铜材质，且绝大部分磕碰磨损非常严重，极美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云南又铸造了一仙、二仙、五仙三种面值的铜元，均少见，尤其一仙最少。
一直以来陕西并没有成功开设机制钱局，今天我们看到有民国时期的陕西省造一分、二分两种铜元，有说为外省代铸。这种铜元有的比较精美规整，有的非常粗糙且版别复杂，一般我们把后者叫军阀版，可能是陕西土匪王氏所仿铸。这种钱币上的字母，一分为“IMTYPYF”，二分为“IMTYPEF”，并非英文，而应该是陕西方言音译，非常特殊，也是此类铜元所独有的，可以分别理解为“一枚当银币一分”和“一枚当银币二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东三省辅币紧张，张学良铸造了东三省一分铜币，最初原计划用“壹分”为面文，后改为“一分”，这是东三省最后一枚自铸铜元，也是民国地方机制铜币中制作最精美的流通品种，纹饰受日本钱币影响较大，已不多见，且多数存在砸边的现象。有一种民国十九年哈尔滨铸造的军舰图案壹分样币特别罕见，目前仅见三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绥远地区的国民党为解决军费开支在原绥远银行发行一分、五分两种机制铜元，从铸造到停铸一共历时39天，钱币背面图案有一白塔，又叫“白塔铜币”，也是特别少见的品种。
贵州省在民国三十八年之前一直都没有自铸铜元，直到民国三十八年七月份，由贵州省银行发行了面值半分的黔字机制铜元，这种铜元根据“铜元”二字的长短，分“长铜元”和“扁铜圆”，长铜元更稀少。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并颁布了《国币条例草案》，条案中再次提出货币的铸发权为政府所有，次年将上海造币厂设为中央造币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提出“废两改元”计划，于三月在中央造币厂开铸新币，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又提出“法币政策”严禁银元及旧钱的流通，开始全面着手控制金融、统一币制的行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开始铸造发行以分为单位的机制铜元，这一做法全面禁止了传统以制钱为面值的辅币制度，使得混乱几十年的辅币趋于统一，这种铜元作为法币的辅币进行流通。主要图案以方足布和青天白日旗为主，边饰回纹，形制整齐划一，是我国铜元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发行的规范化铜元。这种铜元最初流通时可以兑换旧式十文铜元三枚，民国二十五年还有半分一种，相对壹分来说要少见一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造币厂继续铸造此类铜元，半分面值极其稀少，为样币。
天津造币厂也按该形式进行仿铸，为示区分在币面上有平或津字，记地文字主要分布在布币下方或国民党党徽下方，均少见，平字位于布币下方的相对多一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寇攻占上海后，位于上海的中央造币厂紧急内迁重庆。因此，民国二十七年和民国二十八年的壹分铜元为重庆中央造币厂所铸。这两种年份的壹分铜元明显要少于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其中民国二十八年有半分面值者为样币。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壹分铜元中有一种在布币图案下方带“桂”字者，字体有大小之分。这种与平、津记地类似的铜元由桂林造币分厂所铸，也是样币，罕见。
战争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损耗，依照最初的形制已经很难继续维持辅币的铸造工作，为了节约成本、增加铸币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重庆中央造币厂改变原有样式，该红铜材质为黄铜，且直径减小、面值增大，分一分、二分两种面值，一分纹饰更简单，这类铜元铸造质量明显次于原先的红铜币。民国三十年二分面值黄铜元为样币。
抗战胜利后，中央造币厂迁回上海，并在民国三十七年铸造一分铜元，图案和原定式样一致，仍是红铜质地，但直径明显变小，这种一分是作为金圆券辅币来铸行的，还未大范围流通，便随着民国货币的崩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949年，中央造币厂部分人员携带设备迁往台湾。
